中美關稅斗爭：國際貿易的邏輯與策略

美國東部時間4月2日下午，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執(zhí)行全面新對等關稅政策，從4月5日起對所有進口美國商品征收至少10%的關稅，并從4月9日起對中國、歐盟國家、越南、印度等被其稱為貿易“違規(guī)嚴重國”征收更高關稅。其中，中國商品將面臨34%的額外關稅，疊加此前20%的“芬太尼關稅”，累計稅率達54%。這已經遠遠超過了正常的關稅水平，也創(chuàng)下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美國對中國商品征收的關稅水平的新高。如下圖中國對美國商品的關稅由20世紀90年代的25%左右下降到2017年的9%左右。同一期間，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關稅從10%下降到了約4%。直到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2018），美國大幅提高中國產品的關稅至20%左右，而中國采用了對等關稅，也僅在20%左右。

作為回應，中國迅速宣布對美國商品加征34%的報復性關稅，涉及農產品、化工品等領域。

4月9日，特朗普威脅若中國不撤銷反制措施，將在24小時內對華商品再加征50%關稅，使總稅率升至104%。中國未退讓，反而將報復性關稅提高至84%。

4月10日，特朗普將中國商品關稅推至125%，同時宣布對75個國家暫緩加征關稅90天。中國則同步采取更強硬措施，包括向WTO提起訴訟、制裁美企等。

而就在美東時間4月12日，美方公布相關備忘錄，豁免計算機、智能手機、半導體制造設備、集成電路等部分產品的“對等關稅”。

4月15日，美國商務部在兩份公告通知中表示，已開始調查“半導體和半導體制造設備”以及“藥品和藥品成分，包括成品藥”進口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同時特朗普表示，他正考慮對進口汽車和零部件關稅實施臨時豁免，以便讓汽車企業(yè)有更多時間在美國建立生產設施。特朗普是在被問及考慮對哪些產品予以短期豁免時做出上述回答的。他沒有具體說明對汽車關稅的暫?；蛳抡{大概會持續(xù)多久。

與其說是否合理，倒不如說通過這一“對等關稅”計算過程，我們可以管窺特朗普政府的關稅調整思路。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對“對等關稅”的說明表示，其計算公式為：Δτi=（xi-mi）/（ε φ mi）。其中，Δτi表示美國對國家i征收的對等關稅稅率，xi為美國對國家i的出口總額，mi為從國家i的進口總額，（xi-mi）表示雙邊貿易差額。

ε為進口需求價格彈性（絕對值），表示進口量對價格變化的敏感度（例如，ε=1.5 表示進口價格上漲1%會導致進口量減少1.5%），φ為關稅對進口價格的傳遞率（0 ≤ φ ≤ 1），表示關稅增加后，進口價格實際上漲的比例（例如，φ=0.8 表示80%的關稅會轉嫁給消費者，剩余20%由出口商承擔）。

我們先把這個公式稍作調整，在等式的左右同乘與ε φ mi，這樣這個公式就變成了Δτi  ε φ mi = xi-mi。這樣可以更容易地理解這個公式。

假設美國征收中國商品Δτi的關稅，那么，消費者承擔了Δτi φ的比例，乘上進口需求價格彈性ε，Δτi φ ε就是由于價格上漲而造成的需求下降，再乘以mi即進口金額，就是進口金額下降的總額。換句話說，調整后的公式的左邊就是加征一定關稅后，進口額下降的金額，而公式的右邊則表明當前中美之間的貿易差。所以，Δτi就是達到中美之間貿易平衡的理論關稅變化量。

根據(jù)現(xiàn)任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Stepehn Miran在某次活動的問答環(huán)節(jié)中介紹，特朗普的幕僚為其提供了多個關稅計算公式和理論，但特朗普親自選擇了前文所示的公式。但這一公式顯然對于兩國經貿的動態(tài)均衡缺乏考慮。該公式忽略了匯率變動、消費者偏好變化以及長期投資流動等動態(tài)因素。貿易差額并非靜態(tài)目標，而是受宏觀經濟政策、產業(yè)競爭力和全球經濟環(huán)境共同影響的動態(tài)變量。即便基于這一靜態(tài)模型，特朗普政府對該公式的應用也存在明顯的問題。

首先，特朗普政府在應用該模型時，將所有國家的進口需求價格彈性（ε）和關稅轉嫁率（φ）的乘積統(tǒng)一設定為1，這一假設過于主觀且缺乏實證依據(jù)。在現(xiàn)實國際貿易中，不同商品的彈性差異巨大。例如，必需品的需求彈性通常較低，而奢侈品的彈性較高。同樣，關稅轉嫁率也因市場結構、企業(yè)定價策略和競爭環(huán)境的不同而有所變化。簡單地將ε和φ固定為1，會導致關稅調整量的計算嚴重偏離實際經濟影響，從而可能引發(fā)貿易政策的過度反應或誤判。有學者根據(jù)特朗普政府第一任任期內的關稅變化測算得到中國商品的價格傳遞率幾乎為0。

不僅如此，特朗普政府在計算貿易差額時僅以商品貿易差額為依據(jù)，完全忽略了服務貿易的貢獻。事實上，美國在服務貿易領域長期保持對華順差，尤其是在金融、教育、知識產權和旅游等行業(yè)。根據(jù)美國經濟分析局（BEA）的數(shù)據(jù)，2024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超過550億美元，相當于其商品貿易逆差的四分之一強。僅以商品貿易差額作為關稅調整依據(jù)，顯然會夸大兩國間的貿易失衡程度。

由此可見，特朗普計算的關稅數(shù)字，并非毫無根據(jù)，但絕談不上合理。更重要的是，本輪的關稅調整所謂的“對等”，是中美貿易實現(xiàn)完全平衡。所以，其提出的對等關稅，與我們通常所說的對等關稅——兩國關稅水平相等——不是一個概念。特朗普親自選擇的這個公式，清晰地表達了特朗普政府本次關稅改革的重點對象：貿易不平衡。而擁有巨額對美貿易順差的中國，自然是本屆特朗普政府針對的重點對象。

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思路與全球經貿往來

過去的30年，是全球自由貿易的蜜月期。全球主要經濟體在WTO框架下，享受了經濟全球化的紅利。值得一提的是，這一體系正是由美國主導的。

根據(jù)大衛(wèi)·李嘉圖的比較優(yōu)勢（Comparative advantage，也譯作比較利益或相對優(yōu)勢）理論，當一個國家進行一項生產時所付出的機會成本比另一國家低，這一國家就應當生產該產品，并通過貿易獲得其他產品。例如，在一個最簡單的兩個國家、兩種產品的設定中，甲國和乙國都只生產衣服和食物，在同質的資源下，甲國生產1單位衣服的機會成本是2單位食物，而乙國生產1單位衣服的機會成本是3單位食物，根據(jù)比較優(yōu)勢理論，甲國享有生產衣服的比較優(yōu)勢，便應該專業(yè)生產衣服，并將之出口乙，以換取食物。而乙國在生產食物上有比較優(yōu)勢，意味著它應該專業(yè)生產食物，并將之出口甲，以換取衣服。比較優(yōu)勢的本質就是互惠互利，通過自由貿易，實現(xiàn)全球經濟的整體福祉提升。

通過這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自由貿易的核心前提是貿易雙方必須相互信任。兩國必須相信對方在任何條件下都會提供產品，促成交易。一旦這一信任不存在，兩個國家必須考慮在特定情況下，對方不再提供其生產的商品。比如，上述例子的甲國，必須考慮如果乙國（無論是主動或者被動）不再提供糧食，缺乏糧食生產能力的自己如何應對。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供應鏈安全問題。而這一信任的建立，首先依賴于國際貿易的各方認為自己在貿易中獲得了公平的對待。

特朗普的一貫觀點就是美國在國際貿易中長期受到不公平待遇，美國貿易伙伴通過不平等的貿易協(xié)定和不正當?shù)纳虡I(yè)行為損害了美國的經濟利益，因此提出了“美國優(yōu)先”的主張。早在2016年，特朗普在華盛頓特區(qū)的外交政策演講中，就明確提出“美國優(yōu)先”將是他這一屆政府的核心原則，強調美國的利益和安全必須置于首位。在其第一任總統(tǒng)任期伊始，特朗普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表示，美國將不再容忍長期存在的貿易不公現(xiàn)象。特朗普指責美國的貿易伙伴通過簽訂對美國不利的貿易協(xié)定，或設置復雜的市場準入條件，限制美國商品和服務的進入，從而導致美國在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不僅如此，他還指責一些國家通過政府補貼和貨幣匯率操控等非關稅手段，使其產品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傾銷到美國市場，并認為這些行為損害了美國企業(yè)的競爭力和創(chuàng)新力。 

這些觀點遭到了中國和其他經濟體的有力反駁。美國之所以在過去的若干年間能夠保持低通脹和高赤字，原因之一就是美國享受了低關稅水平下自由貿易的福利。一方面，美國通過國際供應鏈，獲得低成本的零部件和勞動力，以低成本生產其高科技產品，再將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產品銷售往世界各地，從而借助自由貿易獲得高收益。另一方面，美國又借助國際貿易系統(tǒng)，從發(fā)展中國家獲得低價的原材料和產品，從而有效遏制了其自身通脹。

事實上，這也是比較優(yōu)勢理論動態(tài)化后的必然結果，即在自由貿易系統(tǒng)中，雖然各國各有比較優(yōu)勢，因而可通過自由貿易提高全球的整體福祉，但上述的增量福祉在各國之間的分配并不均勻，往往造成價值鏈頂端的國家更為富裕，而價值鏈底端的國家則容易陷入“比較優(yōu)勢陷阱”，始終無法擺脫低附加值的生產者地位，形成國家間的馬太效應。因此，對于自由貿易和比較優(yōu)勢理論的批評，往往是從供應鏈底端國家的角度出發(fā)的。而對于美國這種明顯處于價值鏈上層的國家，為何會意圖改變目前的交易結構呢？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在價值鏈上的崛起。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產業(yè)結構經歷了深刻的轉型，從最初以農業(yè)和低端制造業(yè)為主，逐步向高技術、高附加值產業(yè)邁進，實現(xiàn)了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提升。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依托低成本勞動力優(yōu)勢，成為全球制造業(yè)的重要基地，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如紡織、服裝、玩具和家電等產品的生產。這一階段，中國通過引進外資、發(fā)展出口加工區(qū)以及大力建設基礎設施，快速融入全球市場，成為“世界工廠”。

然而，這種模式也帶來了資源消耗高、附加值低、環(huán)境污染嚴重等問題，促使中國政府在21世紀初開始推動產業(yè)升級。進入新世紀后，中國加快了產業(yè)結構調整，積極發(fā)展高端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政府通過“十一五”規(guī)劃、“十二五”規(guī)劃等政策，引導企業(yè)加大科技研發(fā)投入，提升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在這一過程中，電子信息、汽車制造、生物醫(yī)藥等行業(yè)迅速發(fā)展，涌現(xiàn)出華為、比亞迪、大疆等全球知名企業(yè)。此外，隨著城鎮(zhèn)化進程的加快，金融、物流、文化創(chuàng)意等現(xiàn)代服務業(yè)也迅猛增長，推動經濟向“制造+服務”并重的模式轉變。近年來，中國更是加速向全球價值鏈高端邁進，重點發(fā)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5G通信、航空航天等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

“中國制造2025”戰(zhàn)略的提出，標志著國家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邁進的決心。如今，中國不僅在智能手機、光伏、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占據(jù)全球領先地位，還在高鐵、芯片、衛(wèi)星等高端制造業(yè)不斷取得突破。這一變化顯然不為特朗普所容忍。

另一個原因，則是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造成國際貿易的價格機制在美國的國際貿易中失效。在國際貿易中，價格機制是調節(jié)進出口貿易平衡的重要手段。其核心在于匯率變動對進出口商品價格的影響，進而調整貿易差額。當一國出現(xiàn)貿易逆差時，該國對外匯的需求大于供給，導致本幣對外貶值。本幣貶值使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更具價格競爭力，因為以外幣計價的出口商品變得更便宜，國外消費者更愿意購買，從而促進出口。同時，貶值使進口商品價格上升，抑制國內企業(yè)和消費者對進口商品的需求，最終有助于減少貿易逆差。但在美國，價格機制并未生效。相反，在美國常年貿易逆差的情況下，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不降反升。其原因在于，美元是全球目前唯一的儲備貨幣。這一地位自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至今盡管去美元化趨勢出現(xiàn)，但短期內難以被取代。

無論出于什么原因，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已經破壞了這一體系中各國的相互信任?？梢灶A計，即便是目前確認會對美國降低關稅的國家，仍然有可能采取其他手段進行報復。在這場類似于經典“囚徒困境”的博弈中，玩家可能會傾向于達成不利的“納什均衡”，即使玩家可以通過合作行為實現(xiàn)有利的均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的全球經濟模型模擬，顯示了美國對從世界其他地區(qū)進口商品額外征收10%關稅的影響。從長遠來看，這將使美國GDP縮減約1%，并使世界其他地區(qū)GDP縮減0.3%。而各國的報復性應對，可能進一步擴大這一負面作用。

在本輪的應對中，無論是加拿大、日本等發(fā)達經濟體，還是越南等發(fā)展中經濟體，都采取了主動降關稅的策略，而中國則立場鮮明地提出了反制措施。

首先， 中國有對自身的貿易進行保護的底氣。根據(jù)海關總署統(tǒng)計，2024年中美之間的貿易總額為6882.8億美元，其中，出口為5246.56億，進口1636.24億，順差3610.32億美元。這一數(shù)字僅占2024年中國GDP（18.94萬億美元）的約2%。與2005年相比，進出口總額7620億美元，占GDP （22257億美元）的約30%。不僅如此，中國的進出口結構發(fā)生了顯著變化，隨著國內供應鏈的完善，中國的外貿依存度較低。這與越南等新興市場形成鮮明的對比，因此，中國在貿易談判中已經獲得先手優(yōu)勢。

其次，中國也必須要保護自身的貿易。當前是中國脫離“比較優(yōu)勢陷阱”的關鍵時刻。比較優(yōu)勢理論的一個問題是，一國（尤其是發(fā)展中國家）完全按照比較優(yōu)勢，生產并出口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則在與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經濟發(fā)達國家的國際貿易中，雖然能獲得利益，但貿易結構不穩(wěn)定，總是處于不利地位，從而落入“比較優(yōu)勢陷阱”。自加入WTO以來，中國的對外出口從低附加值的價值鏈底端開始，近年來在高端設備制造、新能源車等高附加值產品方面形成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有望以此為契機擺脫“比較優(yōu)勢陷阱”。而特朗普政府的另一目的，就是借貿易不平衡延緩甚至消滅中國進入價值鏈更高水平的機會。因此，中國必須強硬捍衛(wèi)自身權益。

最后，特朗普是個商人。無論是其在第一任期將芬太尼與關稅捆綁，還是近期將關稅與TikTok美國業(yè)務出售進行捆綁，都充分說明關稅不是其談判的唯一，甚至未必是談判的核心內容。

特朗普作為商人出身的政治人物，其談判策略具有鮮明的商業(yè)博弈特征。以往經驗表明，特朗普的談判往往通過高初始要價創(chuàng)造議價空間。在這種談判模式下，若中方過早作出重大讓步，反而可能導致后續(xù)談判陷入戰(zhàn)略被動，削弱自身的議價能力。歷史經驗表明，面對美方的高壓策略，保持戰(zhàn)略定力和立場一致性往往能夠形成有效的反制籌碼。中方在談判中展現(xiàn)的堅定立場，不僅能夠維護核心利益，更能塑造勢均力敵的談判態(tài)勢，為后續(xù)磋商爭取更有利的條件。

當然，我們需要做好在一定時間內高關稅對特定行業(yè)和整體經濟帶來的沖擊。

首先，可摸排不同行業(yè)受高關稅沖擊的程度。對短期內受到較大沖擊的行業(yè)，可以通過補貼和稅收優(yōu)惠等措施，幫助其維持運營并降低成本。財政補貼可針對受影響最嚴重的行業(yè)，快速彌補其造成的出口損失。類似地，政府還可以通過減免進口關稅或提供退稅政策，降低企業(yè)的原材料或零部件采購成本，確保國內產業(yè)的競爭力。此外，政府還可以對受關稅影響的企業(yè)提供低息貸款或專項融資支持，幫助它們度過關稅沖擊期。這些財政政策不僅能夠緩解企業(yè)短期的資金壓力，對維持就業(yè)、穩(wěn)定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也會為中國在后續(xù)關稅談判中提供更多的籌碼。

其次，可以通過擴大國際貿易合作，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以降低高關稅帶來的沖擊。近年來，中國通過積極推動《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xié)定》（RCEP）的落地實施，持續(xù)深化與東盟、日本、韓國等傳統(tǒng)貿易伙伴的經濟聯(lián)系，同時借助"一帶一路"倡議開拓新興市場，實現(xiàn)了對外貿易的多元化發(fā)展。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輪中美關稅沖突中，歐盟與中國在貿易政策立場上展現(xiàn)出較強的一致性，這為中國拓展與歐盟的經貿合作提供了有利契機。通過加強中歐雙邊貿易往來、推動投資協(xié)定談判以及在多邊貿易體系中的協(xié)調配合，不僅能夠分散單一市場風險，更能增強中國在國際經貿談判中的話語權和議價能力。這種多邊合作策略既是對當前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有效應對，也是構建更加均衡、可持續(xù)的國際經貿關系的重要舉措。

最后，中國在與美國進行貿易談判的同時，還可以充分利用世界貿易組織或其他國際法律機構，依法提出申訴，以維護本國企業(yè)的合法權益。根據(jù)WTO相關規(guī)定，成員國不得單方面隨意提高關稅。若某國實施的關稅政策違反這些基本貿易規(guī)則，受影響國家有權通過WTO爭端解決機制（DSB）進行申訴，并請求仲裁。目前，中國已積極采取行動，在WTO框架下就相關措施提起訴訟。